当北京的雾霾指数飙升时，张岩的选择困难度也在飙升。“不知道买哪个牌子的哪款空气净化器。”张岩说。多少钱的机器能管用？什么样功能的机器真能净化？这些问题他都找不到答案——因为摆在他面前的，是几百个品牌，上万种选择。
这是一个枝蔓丛生的市场。2008年的净化器国家标准早已不适用“快速发展”的空气污染。张岩这样困惑的消费者需要一个核心标准来破解纠结，200多家净化器厂商需要一个标准区分良劣。
还好这种等待正在接近尾声。经过两年反复修订，去年11月定稿的新国标“征求意见稿”，已经面向社会完成了40天的意见征集。上月，修订协调组在苏州举行了一个说明会，面向相关企业和公众说明意见收集情况。至此，新国标算正式进入收官阶段。
这次新国标修订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评价空气净化器的“双指标评价法”，即洁净空气量(CADR)和累计空气净化量(CCM)两个指标并行。
通俗地讲，CADR评价空气净化器的 净化能力，CCM评价其净化耐力。洁净空气量是国际通用的评价标准，在2008年版的国标中早已写入，而累积空气洁净量则是具有“中国特色”的新增内容。 标准权衡
这是朱焰最难的一次。
他是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负责标准的副总工程师，也是新国标修订的主持者；年过半百，他制定过很多家用电器类的国家标准，但都没有这个标准下的功夫大。
新国标修订提上日程的两年来，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市场及舆论的压力，更要面对几百家空气净化器生产及配套企业的翘首期待……
雾霾连袭下的中国正在变成各种室内空气净化技术的试验场。“这么多技术一涌而来，你要去评价优劣，制定出一个既科学、客观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，很难。”朱焰说。
在此之前，对空气净化器的评价只有一个单指标评价法，就是看洁净空气量。上一版国标也只对烟尘颗粒物做出了界定，没有对化学污染物的评价方法。
整个修订工作几乎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“中国太过特殊，污染程度是欧美的八倍”，朱焰说。市场混乱程度前所未有。
除了5次正式工作组会议，朱焰带着一位博士、两位硕士还进行大量走访和调研，参与测试的企业多达数十家，国内最好的四家实验室都在协助配合。
作为参与新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，苏州贝昂是目前静电净化技术的代表者，其创始人兼董事长冉宏宇也参与其中。
“CCM是我们为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量身定做的，”冉宏宇表示，“要引进这个概念，是因为中国的空气污染程度要比欧美高很多。”
欧美使用净化器不存在滤网的问题，半年一年换一次就可以，而在北京八倍污染程度下，普通滤材一到两个月就废了，但是大多数厂家是不会告诉消费者的，这也是协调组坚持把这个概念导入到国标里的原因。
在修订过程中，争议最多的就是累积空气净化量指标如何引入，因为它涉及到正常使用情况下的室内外空气污染程度如何界定，而这个浓度决定了滤网的使用寿命。
假设北京室外污染浓度是100微克每立方米，那滤网使用寿命有三个月，如果室外污染浓度是200微克每立方米，那它使用寿命就只有一个月，大家争论最多的就在于此。
有争论，就会有妥协。最后写入新国标的是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假设外部污染程度为100微克，室内达到国家标准浓度35微克，最后计算得出滤网的寿命。
单从市面上空气净化器上的指标看，几乎每一款都堪称“完美”，它们不约而同地注明对PM2.5净化率、甲醛净化率、雾霾净化率等都达到了99%甚至99.9%。
朱焰表示，这些所谓的99%，都是特定空间和时间条件下一个状态指标，“说明不了实际问题”，因为测试时间久一点也能达到99%。“新国标里是没有这个值的，我们不写这个值，就是担心对消费者有误导。”他解释说。
同时，新国标也不建议仅仅标注洁净空气量(CADR)。而是用CADR来表示它的空间，CCM标示时间，由此构成一个时间+空间的坐标概念。评价空气净化器的品质，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两个指标。
其中耐力即累积空气精华量CCM分为几个档，如三千毫克、五千毫克、八千毫克几档。新国标初步就是如此考虑：CCM分几个区域，与CADR相对应。
不过，即便标准修订现在已经达成共识，但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技术、一些隐性的问题，比如说二次污染物等，目前仍缺少有效的评估和界定的手段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无从管起，在朱焰看来，制造商有责任和义务明示，告诉消费者这种隐患的存在。“虽然现在可能没有评价方法，但企业一定要明示，做到信息对称与透明，否则就是制造商、销售商的责任。”他表示。
而这就是所谓的“中国特色”——明示隐患会不好卖，不明示就算诚信有问题。在欧美是明示越清楚越好卖，在中国不一样，越明示越不好卖，“难就难在这里。”朱焰说。
“而且欧美滤材的质量偷工减料的情况很少，一旦发现有假会被罚到破产，这在中国很难实行，”朱焰说，“所以，这个标准最大的难处在于如何适应中国市场。”
良币驱逐劣币
目前国内的空气净化器市场就像一块突然出现的草场，野蛮生长，亟需修剪。
冉宏宇2009年就开始创业做空气净化器，“当时人们对空气污染的了解很少，空气净化器市场几乎是一块处女地。”他说。
这个市场真正开始火起来是在2012年，那个时候PM2.5这个概念被提出来。一年后，空气净化器市场大爆发，几次全国范围的空气污染，让整个空气净化产品市场几乎脱销，大小企业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上。
2013年一年时间，空气净化市场扩大了2-3倍，2014年延续扩大，市场规模达到了100亿元，厂家有200多家，产品价格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。
霍尼韦尔(Honeywell)高级市场部经理高洁表示，单从价格看，有些两千块钱、三千块钱以下的，也可能可以覆盖它的成本，但利润率会很低。“1500块钱以下就很难覆盖成本了。”他说。
2013年北京质检总局所做的市场抽检显示，市场上有企业标明去甲醛率99%的产品，实际对甲醛的洁净空气量的核算只有个位数。“这就需要新的标准，和第三方公正的实验机构来规范这个市场。”高洁说。
由于缺乏强制性标准，目前各家企业标识的净化率数据，并非在同一条件下的测试获得，所以不同的净化器产品净化效能基本不具有可比性，如同样是声称甲醛净化效果达到98%，有的净化器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能达到，而有的净化器却需要六个小时，甚至更长时间。
高洁表示，企业在标定99%时，应该在前面加一个小时数。根据国标，在30立方米的循环仓里，多少小时后会达到99%，大部分厂家不标小时数，只能从它公开宣传材料里面找找有没有相关的信息。
朱焰在制定标准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对付这些“钻空子”的产品标志——防止疏漏，要对有心做、真正做空气净化器的企业有利；限制住浑水摸鱼的企业；让国家工商部门、质监部门能够打得准，这就是整个思路。“有的机器新开箱做测试，性能都不错，放了几天后再测，指标马上就下来了。”朱焰说，这时候，“双指标评价法”就能发挥效用，既评价其“能力”，又明确其“耐力”。
压在朱焰头上的第二块石头是，要考虑国标的导向性。他要尽力保证，标准推出后，设定的指标不会对行业产生一些误导。
这是事关全局的问题，因为他发现，甚至在标准推出前的研究阶段，尤其是最后这半年多，一些企业看这个标准有什么动作，他们的产品设计马上做出相应的更改，工艺、材料、结构均有变化。“不能因为过分强调一个指标而忽略了其他指标，造成一种倾向掩盖住另一种倾向，比如，居室内的挥发性化学污染物成分实际很复杂，过分强调对其中的某一种的‘净化能力’，有可能会消弱或掩盖对其它化学污染物质去除能力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更应考虑净化能力的综合评价。”朱焰补充道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和上一版国标相同，本次新修订仍是推荐性国标，而非强制性国标。也就是说，推出后，不具备强制性国家标准。
但并不见得会削弱新国标对市场的规范作用，“你拿到了新国标认证，自然会有更多消费者愿意买，没拿到新国标的，销路就会成问题。”朱焰说。
对霍尼韦尔、苏州贝昂这样的厂商来说，新国标能给予它们最实际的东西，就是区分出劣币和良币，而优胜劣汰的任务，市场上亿万个张岩会去做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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